从王充到清人:历代对择日的批评
从司马谈、王充到吕才、乾隆序,再到近代废旧历:择日被批评了两千年,批评与实践并存,本身就是这门民俗的一部分。
本文为初稿,尚未逐条核对。
一句话答案
择日从有记载起就伴随着批评:西汉司马谈嫌它"使人拘而多畏",东汉王充写《讥日》《辨祟》《难岁》逐条反驳,唐太宗命吕才刊正阴阳书,乾隆自己在《协纪辨方书》序里也说"如曰如是则吉……则明者所弗道也"。批评的路数有四种:用经验反例,考经典出处,指出内部矛盾,维护社会秩序。但这些批评大多没有废掉择日:吕才的刊正本由官方颁行,《协纪辨方书》本身就是官修的择日书,民国废旧历之后民间也照旧过。批评与择日并存了两千年,这本身就是这门民俗的一部分。
一、西汉:既嫌拘忌,又不能不顺天
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载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:"尝窃观阴阳之术,大祥而众忌讳,使人拘而多所畏;然其序四时之大顺,不可失也。"又说:"夫阴阳四时、八位、十二度、二十四节各有教令,顺之者昌,逆之者不死则亡,未必然也,故曰'使人拘而多畏'。"一句批评,一句保留:忌讳太多是毛病,顺应四时是正道。后来清人敬天而不言福祸的立场,其实早在这里。
二、《史记》里的众说纷纭
《日者列传》本身就是一幕争论。司马迁在自序里说:"齐、楚、秦、赵为日者,各有俗所用。"列传正文记司马季主答宋忠、贾谊。二人转述世人对卜者的指责:"多言夸严以得人情,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,擅言祸灾以伤人心,矫言鬼神以尽人财,厚求拜谢以私于己。"季主却反驳,说卜者"导惑教愚也",官场上自称贤者的人才是"不操矛弧"的盗贼。
更有意思的是褚少孙补记的那一段:武帝时聚集占家问"某日可取妇乎","五行家曰可,堪舆家曰不可,建除家曰不吉,丛辰家曰大凶,历家曰小凶,天人家曰小吉,太一家曰大吉。辩讼不决,以状闻。制曰:'避诸死忌,以五行为主。'"(四库总目引作"天文家",此处依《史记》原文。)七家七个答案,最后靠皇帝裁定选一家。乾隆序读这个故事,感想是:"彼家云吉,此家云凶,彼家云小吉,此家云大凶,茫乎不知其畔岸。汉武以来,已如聚讼。"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评五行类书则说:"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,而行于世,浸以相乱。"
三、王充《论衡》:用逻辑和反例
王充(东汉前期人,建武三年即 27 年生,卒于和帝永元年间,通行说法约 97 年;《论衡》成书年没有明文)用《讥日》《卜筮》《辨祟》《难岁》数篇系统驳择日。《讥日》主要用类比:
- "敛于棺不避凶,葬于墓独求吉。"棺和墓、敛和葬没有本质区别,为何只给葬择日?
- 祭祀避"血忌"杀牲,那"海内屠肆,六畜死者日数千头,不择吉凶,早死者未必屠工也"。
- 《沐书》说子日沐令人爱,卯日沐令人白头,他反问:"使丑如嫫母,以子日沐,能得爱乎?"
- 结论:"王法举事以人事之可否,不问日之吉凶。"
《辨祟》转攻因果归因,指出人们选择性地记忆:"见吉则指以为前时择日之福,见凶则刺以为往者触忌之祸。"并举大事故为证:"历阳之都,一夕沉而为湖,其民未必皆犯岁月也";长平坑杀四十万赵军,"其出家时,未必不择时也"。他还有一问:"苟有时日,诚有祸祟,圣人何惜不言,何畏不说!"
《难岁》批评太岁、岁破之说,把太岁比作地方官:"太岁之意,犹长吏之心也。"他对风气的判断也很清醒:"俗人险心,好信禁忌,知者亦疑,莫能实定。是以儒雅服从,工伎得胜。"批评者自己知道,批评赢不了习惯。
要说明的是,王充的立场不是现代科学。《辨祟》说"从之未必有福,违之未必有祸",是因为他相信"死生有命,富贵在天",祸福由命和人事决定。他反对的是择日,不是命运。
四、荀悦与吕才
荀悦(东汉末)《申鉴·俗嫌》答"时群忌":"此天地之数也,非吉凶所生也。"(《协纪辨方书》卷三引作"非吉凶所从生也"。)接着说"东方主生,死者不鲜;西方主杀,生者不寡",又举例:"故甲子昧爽,殷灭周兴;咸阳之地,秦亡汉隆。"前一例讲日辰:同一个甲子日,殷亡周兴,可见日辰不能决定吉凶;后一例讲地势。
唐代吕才的做法最有行动力。据《旧唐书》,太宗认为"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,穿凿既甚,拘忌亦多",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"共加刊正,削其浅俗,存其可用者",贞观十五年(641)成书,诏颁行。注意是"存其可用者",官方刊正,而非废除。吕才另作《叙宅经》《叙禄命》《叙葬书》三篇。《叙宅经》驳五姓说:"验于经典,本无斯说。"《叙禄命》取鲁庄公、秦始皇、汉武帝等五人,把禄命书的推断和史实一一对照,每例以"禄命不验"收束。《叙葬书》更列七义,首条是"葬有定期,不择年月",并说"葬书一术,乃有百二十家,各说吉凶,拘而多忌"。
《旧唐书》史臣评道:"吕才核拘忌之曲学,皆有经据,不亦贤乎!古人所以存而不议,盖有意焉。"赞许之中,留了一句"存而不议"。
五、清代:官修之书的自我批评
《协纪辨方书》是官方择日大典,却满是批评。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因叶钟龙诬告王府动土一案,康熙下旨:"阴阳选择书籍浩繁,吉凶祸福多相矛盾,且事属渺茫,难以凭信。"担心的是"各据一书,偏执己见,捏造大言,恣相告讦,将来必致诬讼繁兴",这是行政秩序的考虑。
乾隆序先点名荀悦、王充"斥为理之所无,弃而勿论",随即表态:这些谬说"乃术士之过,而非可因噎而废食者也"。立场是敬天:"如曰如是则吉,如是则凶,如是则福,如是则祸,则明者所弗道也。虽然,敬不敬之间,吉凶祸福随之矣。"卷三小序对两头都有批评:对术士,说福祸之说是"曲说";对王充,说他"辟之不遗余力,则又儒士拘迂而未见大义"。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则追溯历史:"选择吉日,三代以上祇论干支之刚柔,绝少拘忌;后世论说日多,术家递衍,增设神煞,本一日而吉凶顿殊,本一星而名号杂出,以致民间趋避无所适从。"允禄的奏疏说得更直接:"神煞之名愈多,而选择愈无准的。"
卷三十六"辨讹"则动手清理:"二十四向而神煞盈千,六十甲子而术家盈百。"其中合婚一类说法,书里发现它们"皆托于吕才",而《唐书·吕才传》里的吕才恰恰是驳阴阳术数的人,所以断为术士伪托。批评者被后人冒名,是这段历史里的一点反讽。
但清理有限。议覆里,载在时宪书的五姓修宅、嫁娶周堂等五条被认为"民俗便安,遵行已久",保留不动;其余删去的名目也附在卷末"以示传疑"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对全书的评价是:"于趋吉避凶之中,存崇正辟邪之义。"
六、近现代
1912 年 1 月,孙中山通电各省改用阳历(中新网、澎湃新闻作 1 月 2 日,人民网转载文作 1 月 1 日)。1928 年,国民政府内政部呈请废除旧历、普用国历(据左玉河,内政部长薛笃弼草拟《普用国历办法八条》呈请国民政府在 5 月 7 日;人民网转载文作 7 月),1929 年 1 月 1 日起各机构不得循旧历放假。据人民网转载的《民生周刊》文章,禁令在民间收效甚微,1934 年初政府不再强制。对民间历书,据左玉河的研究:内政部的办法要求"严禁私售旧历,新旧历对照表、月份牌及附印旧历之皂神画片等";1929 年 7 月 2 日国民政府第 543 号命令规定"以后历书,自不应再附旧历,致碍国历之推行",7 月 16 日行政院又训令各地书店不得再印制、发行旧历书。日据时期,日本殖民当局设立的台湾总督府也限制进口通书,并规范历书的内容和出版程序,但民间仍有私贩(游舒婷,2021)。
今天的科学立场可以概括为三点,这是本文的归纳,不是引文:第一,干支纪日是连续的六十日循环,与天象没有物理关联;第二,神煞是按起例推演的符号规则,不是观测结果(见神煞体系总论);第三,吉日与结果之间的关联需要检验,王充、吕才用史实反证的办法,现在仍有效。本站没有找到支持这种关联的可靠研究。学术界如今把择日当作民俗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,如对睡虎地《日书》的研究。
七、怎么看
四类批评各有所长:王充的反例击中归因偏差,吕才的考据击中无出处,鄂尔泰们击中内部矛盾,康熙击中诬讼风险。但它们大多没有让择日消失:官方批评的结果是刊正和删订,而不是取缔;民国的取缔,民间照旧。
为什么并存?一种解读(今人的解读,不是古人的理由)是:择日在许多场合承担的是协调、仪式和减少争执的功能,而不是预言。亲友要凑同一天,约定一个吉日就成了共同的理由。无论怎么解读,对读者的实用建议很简单:把它当民俗看,参考而不迷信;涉及手术、法律、投资等重大决定,请以医生、律师和专业人士的意见为准,择日只是习俗。
延伸阅读
- 更浅:怎样理性看待黄历
- 同层:择日简史、《钦定协纪辨方书》导读
参考来源
- 《论衡》讥日篇(第七十)、卜筮篇(第七十一)、辨祟篇(第七十二)、难岁篇(第七十三)
- 《史记》卷一百二十七(日者列传)、卷一百三十(太史公自序)
- 《汉书·艺文志》数术略;《申鉴》
- 《旧唐书》卷七十九(吕才传)
- 《协纪辨方书》御制序、奏议、提要,卷三、卷三十六;《四库全书总目》
- 民国废旧历:江蓠《春节的两次"封杀令"》,人民网转载
- 游舒婷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历书出版管制与私贩的论文,《文资学报》第 14 期(2021)
- 王充生平与《论衡》:《论衡·自纪》(第八十五);《后汉书》卷四十九;《论衡》:一本写了三十年的"异书"(姚秦川,北京青年报),中国作家网
- 民国废旧历与历书查禁:左玉河《从"改正朔"到"废旧历"——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》;《论南京国民政府废除旧历运动(二)》,《中国学术》第 21 辑(2006);孙中山改历改元通电的日期:中国新闻网、澎湃新闻